「香山」為經 「濠澳」為緯，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促進國家統一

 

值此孫中山先生逝世百週年之際，在台灣地區，中國國民黨特別舉辦一系列活動，以緬懷這位偉人。而粵港澳大灣區的春潮正拍打著伶仃洋的堤岸。站在橫琴金融島遠眺，澳門半島的霓虹與珠海情侶路的燈火交相輝映，恰似百年前香山先賢胸中燃燒的革新之火。 

 

在這片誕生中國民主革命偉大先行者的土地上，我們以「香山文化」為經，以「濠澳情緣」為緯，重新梳理中山精神的當代啟示。

 

 

 

香山文脈孕風雷：
從翠亨村到大三巴的文化基因

中山先生誕生的翠亨村，距離澳門僅三十餘公里。這片珠江口西岸的沙田水鄉，自明代起便形成獨特的「鹹淡水文化」——中原農耕文明與海洋商貿文明在此交融，催生出敢為天下先的進取精神。澳門大三巴牌坊殘壁上雕刻的漢字聖經，恰是這種文化雜糅的見證。年輕的孫逸仙正是在澳門鏡湖醫院行醫期間，通過葡文報刊接觸西方政治思想，其《上李鴻章書》中「人能盡其才，地能盡其利，物能盡其用，貨能暢其流」的主張，已然展現香山文化務實創新的特質。 

值得特別指出的是，澳門作為中山先生走向世界的首個窗口，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在近代史上發揮著獨特作用。1892年孫中山在澳門成立「中西藥局」，名為懸壺濟世，因為贈醫施藥需要花錢，他由商人吳節微保證，向鏡湖醫院藥局獲得兩筆借款，作為生息贈藥之用。實則聚集革命志士。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來澳，獲得澳門華人名流盧焯之的推介，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，成為澳門第一位以西法治病的華人醫生，也開創了鏡湖醫院使用西藥的先例。當時的澳門總督高士德雖礙於外交壓力未公開支持，卻對革命活動採取默許態度，這種政治智慧與靈活空間，恰是「一國兩制」下澳門保持繁榮穩定的歷史先聲。 

 

 

辛亥星火耀濠江：
澳門在近代變革中的特殊角色

1911年武昌首義槍響之際，澳門成為革命黨人重要的資金與情報中轉站。由澳門富商盧九之子盧怡若創辦的《濠鏡晚報》，率先以葡文報導革命進展，突破清廷新聞封鎖。更鮮為人知的是，澳門土生葡人飛行員施利華曾秘密為革命軍運送軍火，其駕駛的「澳門號」飛機在黃花崗之役中發揮重要作用。這種超越族群的共同理想追求，正是今日大灣區建設需要的胸懷與格局。 

特別值得當代借鑒的是，中山先生當年提出的《實業計劃》，將澳門與香港並列為南方大港的重要組成。他在《建國方略》中構想的珠江口航道整治方案，竟與今日港珠澳大橋的選線驚人契合。這種立足區域整體發展的戰略眼光，對於破解當前大灣區「兩制三關區」的行政壁壘，仍具現實指導意義。 

 

 

灣區新局承遺志：
從「精神覺醒」到「制度創新」的跨越

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，我們對中山精神的理解應超越簡單的儀式性紀念。當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實施的「分線管理」模式，實際上是對中山先生「開放主義」的創造性發展——通過海關特殊監管實現要素流通自由，既維護「一國」根本，又發揮「兩制」優勢。這種制度創新，正是中山先生「知難行易」哲學的當代實踐。 

澳門科技大學近年對中山思想的研究呈現新特點：將「民生主義」與「數字經濟」結合，提出「智慧民生」發展路徑；用「權能區分」理論解析粵澳共商共建體制。這種學術創新啟示我們，傳承中山精神重在把握其「因時變革」的內核，而非拘泥於具體論述。 

 

 

文化認同築根基：
香山精神的當代詮釋

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，我們欣喜看到「香山文化」的復興：中山裝被重新定義為「華商正裝」走向國際，澳門「鄭家大屋」修復後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活化典範，珠海唐家灣古鎮打造出「華僑文創走廊」。這些文化實踐證明，傳統與現代並非對立，關鍵在於創造性轉化。正如當年中山先生將「天下為公」的古訓注入民主革命新義，今日大灣區的文旅融合，實為中華文明現代化的重要路徑。 

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地，在促進文化認同方面具有獨特優勢。近年「澳門學」研究將孫中山革命活動與土生葡人文化並置考察，發現許多革命密碼本竟採用葡文與客家話混合編寫。這種文化雜糅特徵，恰是構建大灣區「和而不同」文化共同體的珍貴資源。 

站在港珠澳大橋觀景平台，東望虎門硝煙散盡處，西眺橫琴熱土起宏圖。中山先生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的遺訓，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獲得新時代詮釋——這不是簡單的經濟整合，而是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區域實踐；不僅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，更是制度創新與文化認同的雙重構建。 

 

澳門這座「中山思想啟蒙之城」，正以其「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」的定位，在大灣區藍圖中書寫新的歷史註腳。當我們在鄭觀應故居重溫《盛世危言》，在孫中山紀念館觸摸「博愛」手跡，在橫琴科學城見證跨境科研攻關，便能深切體悟：中山精神從未遠去，它已化作灣區建設者胸中的星火，照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。

（大灣區時報總編室）
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二日於澳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