湾时评论|马忠:文坛的雅量去哪了?
文:马忠
多年前,任芙康先生在《光明日报》写下的那句感慨——“高风亮节、虚怀若谷、对批评喜闻乐见的人,凤毛麟角”,如今回望,非但未过时,反而成了当下文坛最真实的写照。他断言文坛风气“每况愈下”,绝非危言耸听,而是数十年观察后的痛心总结。时至今日,从文坛宿将到学界权威,从当红作家到青年新锐,闻过则怒、小肚鸡肠、狭隘偏执的姿态,依旧在文坛反复上演,印证着一个令人无奈的事实:一个容不下批评的文坛,早已失去了自省的能力,更失去了向上生长的风骨。
健康的文学生态,本应是创作与批评共生共荣,批评是镜子,更是阶梯。鲁迅曾言“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”,真正的文学批评,是基于文本的理性审视、基于审美的真诚探讨,目的是匡正偏差、砥砺创作。可如今的文坛,批评早已变了味:研讨会成了“赞美会”,评论文章满是溢美之词,“惊艳”“里程碑”“巅峰之作”等廉价吹捧泛滥成灾,理性的批评声音被视作“异类”,直言不讳的评论者动辄被贴上“挑刺”“找茬”“攻击”的标签 。批评家孟繁华直言,当下文坛“好话说得太多”,所有会议都充斥着无原则的赞美,这种风气让文学批评彻底流于庸俗。
更令人唏嘘的是,手握话语权的文坛“权威”们,对批评的排斥愈发变本加厉。文坛头目、博导硕导、当红作家,一旦被触及短板,便立刻卸下文人的体面,露出狭隘与偏执:有人将正常的文本批评视作人身攻击,恶语相向;有人因批评者未全盘吹捧便记恨多年,断交绝交;有人身居高位便自视甚高,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,将批评者视为“别有用心”。余秀华因诗歌批评破口大骂,青年作家直言作品“不为读者而写只为评委而作”,这些并非个例,而是文坛风气堕落的缩影——创作者被长期追捧惯坏,养成了只听得进赞美、听不得逆言的“玻璃心”,批评家则因怕得罪人、怕破坏人情网络,变得谨小慎微,不敢说真话。
圈子化、人情化,更是当下文坛容不下批评的重要根源。文坛早已形成一个个封闭的利益圈,作家、批评家、编辑、学者相互抱团,形成彼此抬轿、互相庇护的人情链条。你为我写吹捧评论,我为你站台发声,批评沦为圈子内的“礼仪”,而非独立的学术判断。这种圈子化内卷下,批评失去了公共性,变成了小圈子的自娱自乐,外部的理性批评自然被视作“入侵”,遭到集体排斥。正如评论家所言,当下的文学批评高度职业化、商业化、小集团化,话语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,独立性彻底丧失,沦为文学营销的附庸。
任芙康先生的批判,从来不是针对某个人,而是指向整个文坛的精神荒芜。一个没有批评的文坛,是虚假的繁荣;一个容不下批评的作家,注定走不远。文学的生命力,在于不断自省、不断突破,而批评正是自省的起点。当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、茅盾与创造社的辩驳,虽针锋相对,却成就了文坛的思想碰撞,滋养了一代文学。反观当下,少了真诚的交锋,多了虚伪的吹捧;少了虚怀若谷的胸襟,多了自大自恋的傲慢,文坛看似热闹,实则早已失去了锐气与深度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这种排斥批评的风气,正在侵蚀文学的根基。当创作者不再接受批评,便会陷入自我复制、固步自封的困境;当批评家不再敢说真话,便会失去读者的信任,沦为文坛的“摆设”;当整个文坛沉浸在自我美化的幻境中,便会与时代、与读者渐行渐远。肖鹰曾直言,当代文学在走下坡路,严肃文学极度萎缩,根源之一便是缺乏严肃认真的批评,创作者沉迷于玩技巧、自我吹捧,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与人文精神的坚守 。
任芙康先生的感慨,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钟。文坛的进步,从来不是靠吹捧堆砌,而是靠批评砥砺;文人的风骨,从来不是靠自封彰显,而是靠虚怀若谷的胸襟涵养。愿文坛能少一些狭隘偏执,多一些高风亮节;少一些闻过则怒,多一些喜闻乐见批评的雅量。唯有重拾批评精神,重拾自省勇气,文坛才能走出“每况愈下”的困境,找回本该有的风骨与生命力。
作者简介:
马忠,生于七十年代,四川南江人。批评家。出版《站在低处说话》《诗美探真》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》等著作二十三部,主编《新力量文丛》(十九册),参编《广东文学通史》(第五卷)等。现居广东清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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