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灣時評：粵首成立民經局「灣區式改革」杜絕「新官不理舊賬」

春節假期後首個工作日，廣東省發展改革委正式掛牌成立「民營經濟局」，此舉猶如南粵大地一聲春雷，釋放出強烈信號：在經濟轉型攻堅之際，廣東再次以「敢為天下先」之魄力，為民營經濟破冰清障，更為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。此非一省一地之改革，實乃中國深化改革開放、激活市場活力之關鍵落子，其寓意深遠，值得深究。  

大灣區戰略升級：

民營經濟成「壓艙石」  

      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戰略「雙循環」樞紐，承載着對接國際規則、引領科技創新、輻射區域經濟之重任。然縱觀灣區產業版圖，民營企業貢獻逾六成GDP、七成稅收、八成就業崗位，堪稱灣區經濟「毛細血管」。從騰訊、華為之科技巨擘，到佛山製造、東莞代工之中小企業集群，民企活力直接關係灣區競爭力成色。  

      此次廣東成立專責機構，絕非簡單增設衙門，而是直指民企痛點：審批繁瑣、融資受限、創新壁壘。以「一局統籌」打破部門藩籬，從政策供給端發力，實質是將民營經濟地位從「有益補充」提升至「戰略支柱」。此舉與大灣區建設「國際科創中心」目標深度耦合——唯有鬆綁民企手腳，方能釋放其「船小好調頭」之創新潛能，助灣區在芯片、新能源、生物醫藥等「卡脖子」領域突圍。  

 

 

全國改革風向標：
破除「玻璃門」需刀刃向內  

      廣東此舉，表面看是地方政策創新，實質是對中央「兩個毫不動搖」方針的鏗鏘回應。近年國際環境劇變，國內經濟承壓，部分民企陷入「信心低谷」：有的憂心政策反覆，有的困於「國進民退」爭議。當此之時，廣東以體制化手段為民企「正名」，不啻為一劑強心針。  

      更深層次看，此舉劍指改革深水區的體制沉疴。過去扶持民企多依賴臨時性政策，易陷「運動式治理」窠臼。而今通過專責機構常態化運作，可系統性破解「彈簧門」「旋轉門」難題。例如，建立民企訴求直通車機制、設立融資白名單、試點「承諾制」審批，皆需打破既有行政慣性。廣東若能在這些「硬骨頭」上趟出新路，勢必為全國提供可複製經驗，推動政府職能從「管理型」向「服務型」深度轉變。 

 

 

警示與挑戰：
防範「新瓶裝舊酒」風險  
      然改革從來非坦途。成立民營經濟局雖是破冰之舉，但若不能擺脫「機構空轉」痼疾，恐難逃形式主義質疑。歷史教訓猶在：某些地方「企業服務局」淪為擺設，企業上門仍遭遇「踢皮球」。廣東欲避免重蹈覆轍，需在三大關鍵點發力：  

       其一，賦予實權。該局須有跨部門協調之尚方劍，能直接督辦土地、融資、稅收等核心議題，而非僅充當「傳聲筒」。其二，量化考核。應建立民企滿意度指數，將營商環境改善與官員績效掛鉤，倒逼服務意識覺醒。其三，法治護航。需加快《民營經濟促進條例》地方立法，將政策紅利固化成制度保障， 杜絕「新官不理舊賬」。  

      更需警惕的是，經濟下行壓力下，某些地方或借「支持民企」之名行「國資擴張」之實。若國企以「混改」之名低價併購優質民企資產，或藉產業政策傾斜擠壓民企生存空間，則與改革初衷背道而馳。廣東作為改革前沿，理應在「競爭中性」原則上立標杆，嚴防權力與資本勾連扭曲市場。  

灣區啟示錄：
以制度型開放謀全局突圍  
      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，在於「一國兩制」下的制度疊加效應。廣東此番改革，若能與港澳自由港政策有機銜接，或可探索更高水平開放。例如，借鑑香港商事登記「形式審查」經驗，大幅壓縮企業開辦時限；對接澳門中葡平台，助力民企拓展海外市場；引入港澳專業服務業，提升民企合規管理水平。  

      此種「灣區式改革」，對全國具備戰略啟示意義：中國經濟已從「要素驅動」轉向「制度驅動」，唯有通過規則銜接、機制對接，才能在全球經貿格局重塑中掌握主動。當民營經濟局成為撬動制度型開放的支點，大灣區便不僅是地理概念，更將升維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「規則試驗場」。  

      四十餘年前，廣東以「三來一補」開啟中國市場化改革先河；今日成立民營經濟局，則是新時代的「二次破冰」。此舉關乎大灣區能否在國際競合中突出重圍，更關乎中國經濟能否跨越「中等收入陷阱」。改革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期待廣東以「殺出一條血路」的膽魄，為民營經濟拆牆鬆綁，為全國改革立標桿，讓市場活力的春潮再度激蕩神州！  

（大灣區時報總編室）
   2025.02.23 寫於香港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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