湾时评｜治理农民工欠薪，学学深圳“把活干了”的底气

大湾区时报首席记者 评论员 徐培培

　　春节将至，一则新闻在网上热转：深圳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向15名被欠薪人员垫付29.3万元工资，政府接管债权，让劳动者安心回家过年。与此同时，深圳街头公交站的“安薪在深”二维码广告，被网友拍下后配文感叹：“扫进去看了，‘一码速办’，谁欠薪谁老赖，轻松锁定，看来打工还得去深圳啊。”

　　这话朴素，却道出了千万劳动者最真实的获得感。

　　“一码速办”之所以让网友感慨“高明”，不是因为它用了多前沿的技术，而是它真正读懂了维权者的窘境：被欠薪已是委屈，若还要辗转多个部门、填写冗长表格、等待漫长立案，无异于二次伤害。

　　深圳的做法是，把小程序二维码贴到公交站，让维权入口像等车一样触手可及;把办结周期压缩到7天，让“码上反映”真正兑现为“马上解决”。

　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刚刚提出“强化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，加大欠薪整治力度”，深圳就在农历腊月廿四交出了“政府垫付、员工回家、局里追偿”的答卷。这不是临时起意的“暖心行动”，而是一场依靠制度先行、技术赋能、法治托底的常态化治理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某些地区并非没有开通线上投诉渠道，但后台处置慢如蜗牛、反馈形同石沉大海;并非没有设立维权窗口，但窗口成了“中转站”，只收材料不解决问题。技术的敷衍，本质是作风的敷衍。

　　制度的“底气”，是来自立法先行与真金白银的投入。

　　深圳宝安这份走红的《欠薪垫付决定书》，最大的冲击力在于一个“垫”字。它不是“正在协调”，也不是“我们已经约谈企业”，而是“这笔钱政府先给，追债的事交给我们”。

　　这份底气来自《深圳经济特区欠薪保障条例》，一部已施行18年的地方性法规。该条例确立的欠薪保障基金，一旦企业主逃逸或破产，劳动者即可申请垫付。这并非财政“兜底”的临时善举，垫付也不等于核销，政府取得追偿权后，通过信用惩戒、司法追诉、甚至跨年追逃等一系列霹雳手段，让欠薪者无处遁形。

　　这就是治理欠薪顽疾最稀缺的“闭环意识”：不是把事情办完，而是把事情办成;不是用流程交代责任，而是用结果交代群众。

　　与深圳形成对照的是，一些地区仍在用“运动式清欠”代替常态化治理。

　　春节前联合办公、集中约谈，节后风头一过，投诉再次积压;有的地方“首问负责制”成了“首问登记制”，群众从监察推到仲裁，从仲裁推到法院，陷入程序空转。个别单位将“已介入处理”等同于履职到位，把“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”当作结案依据——至于企业是否支付、工人是否拿到，则不再过问。

　　这不是治理，这是“表演治理”。劳动者的血汗钱，经不起这般层层转包的程序游戏。

　　深圳的可贵，不在于它比别处更富裕，而在于他们把“以人民为中心”拆解成了可执行、可问责的制度条款。

　　它的二维码，不是政绩展示的橱窗，而是诉求直达的通道;

　　它的垫付机制，不是财政施舍，而是法律赋予的权利置换;

　　它的追偿行动，不仅追钱，更追出“不敢欠、欠不了”的法治威慑。

　　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“加大欠薪整治力度”，这既是对各地的明确要求，也是对深圳经验的隐性肯定。

　　根治欠薪，不需要更多“高度重视”的表态，需要的是把维权入口设在劳动者路过的地方，把追债责任揽进政府自己的口袋，把“让群众少跑腿”从技术口号变为制度本能。

　　一座城市能在岁末年初，对一群等钱过年的打工者说“你先回，账我来追”，这便是治理现代化最可感知的温度。

　　也希望那些让劳动者“累断腿”的地方，能从深圳公交站的广告牌里读懂一件事：群众用手机扫的不是码，是对政府的信任;这份信任，经不起太久的等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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